九一八事变 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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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1]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2]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1][3][56]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1]
名称
九一八事变
发生时间
1931年9月18日
地点
中国东北地区
参战方
日本，中国
结果
日本获胜，占领东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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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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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纪念九一八事变？不忘国耻，吾辈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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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009年张学良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庄繁
本庄繁（ほんじょう しげる，1876年5月10日—1945年11月20日），日本兵库县人，日本关东军司令、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侵占东三省的关东军司令。二·二六事件时因替叛军说情而被昭和天皇解除职务。1945年日本战败时作为甲级战犯而畏罪自杀。
南次郎
南次郎（南次郎/みなみじろう、Minami Jiro；1874年8月10日—1955年12月5日） ，日本陆军大将，骑兵出身，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和侵略东北，力主以武力解决"满蒙同题"。1934年12月，任关东军司令官，拼凑华北、内蒙伪政权。后兼关东局局长、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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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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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是1931年11月4日发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的哈尔戈江桥，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带领东北军阻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它标志着黑龙江战役的序幕。1931年11月4日，日军以满铁守备队进攻，被击退。11月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2师团投入作战。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形成拉锯。在江桥抗战中，南京政府蒋介石多次发电对马占山奋勇抵抗行为予以嘉奖，并命令张学良迅速增援马占山。11月12日，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因部队伤亡过大，后援无继而撤退。为激励马占山部的抗日士气，国民政府于1931年11月17日，正式任命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而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军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虽然电令马占山死守勿退，但张驻锦州部队毫无战斗准备。但因敌强我弱，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省会齐齐哈尔，省会迁至海伦。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
哈尔滨保卫战
哈尔滨保卫战的时间为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2月6日。由于哈尔滨是东北的铁路枢纽，1932年2月3号大批日军在飞机，坦克，从西，南方向进攻哈尔滨，哈尔滨自卫军奔赴前线。李杜，冯占海是总司令，但自卫军边打边退，损失掺重，二天后日军获胜哈尔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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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份报纸记录见证九一八事变
日前，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得到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家捐赠的珍贵文物史料。历史文献收藏家詹洪阁将珍藏多年的记录和见证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沈阳城，进而入侵辽宁各地的14份日本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号外，无偿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这些文物史料为博物馆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九一八事变史提供了重要的文史资料和实物佐证。
央视网2023-09-18
事件背景事件经过兵力对比各界反应社会影响后世纪念参考资料
事件背景
时代背景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4]
中国背景
皇姑屯事件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5]
张作霖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6]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7]
中东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8]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8]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9]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内手令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再战，蒋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10]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11]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12]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13]

事件背景
时代背景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4]
中国背景
皇姑屯事件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5]
张作霖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6]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7]
中东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8]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8]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9]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内手令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再战，蒋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10]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11]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12]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13]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14]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15]
共4张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图片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16]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17]
日本方面
控制东北线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18]
日本国内情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18]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18]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事件经过
日军挑衅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57]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2]
中国军队驻地东大营进攻
东北沦陷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守军被数量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19][58]
日军占领沈阳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20]
锦州撤离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60]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21][22]
张学良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23]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24]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25]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26]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荣臻不抵抗“鱼电”
战火蔓延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21]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形势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27]，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28]
战争结果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22][29]
兵力对比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力对比
国家       
兵力人数       
部队       
驻地
中国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前夕，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共20万人。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       
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       
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       
郑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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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反应
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48]，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44]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即向国联报告事件情况，提出申诉，同时照会美英等国政府，请国际组织主持公道，希望国际各国深切关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39]同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49]同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42]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42]
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他们时说：“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39]，再次强调了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幻想依靠国联的主张。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对外妥协政策，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有关，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难以与日本决战，所以应坚持“先安内政策”。[44]“安内”的首要任务便是“剿共”，其次是对付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50]
早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相继电告张学良，强调“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要求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45]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45]9月20日，蒋介石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即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注重外交解决的方针。[43]
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51]
不同的声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邵元冲在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时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46]
戴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47]
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
9月21日，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进犯烟台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
9月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9月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52]
在1931年11月，面对“送蒋北上”运动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下了命令，派税警团官兵五六千人，送空军一个中队北上，摆出了抵抗的姿态，然而国民革命军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线，按兵未动。[53]
可见，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52]
总的来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忍痛含愤，诉诸国联，不作抵抗，是典型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对严峻局势的估计不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够，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应对软弱无力。面对日本侵略，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列强各国的干涉上，反而对民众自发组织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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